2009年10月24日，周六，45岁的中信建设副董事长华东一带着他的新头衔—中信泰富矿业董事长—飞往澳大利亚西澳州首府珀斯(Perth)。十多天前，这个剃着板寸、身材敦实的“救火队长”，还在非洲阿尔及利亚庆祝该国东西高速公路落成通车。中信集团总部要求他火速赶赴珀斯，接手在当地的中澳磁铁矿(SINO IRON)项目。

　　三年半前，中信泰富斥巨资，分两次从澳大利亚富豪克莱夫•帕尔默(Clive Palmer)手里买下西澳普雷斯敦(Preston)磁铁矿20亿吨资源量大约25年的开采权，并有权再获得40亿吨资源量的开采权。

　　这一项目在很多层面上都具有标本意义—这是目前中资企业在海外矿业领域中最大的投资项目，也是在澳大利亚资源领域为数不多的100%股权项目，更是近年来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铁矿石领域真正投入实质性运作的惟一项目。

　　项目原计划总投资42亿美元，2009年上半年投产。现在，不仅总投资额调整后增至54亿美元，而且实际进度大大落后，投产日期推迟到2010年底。

　　华东一的任务，就是要确保不会再出现任何意外和延误。预想到和没有预想到的很多问题，在此后的几个月中扑面而来，考验着华东一及其搭档的智慧和适应力。

　　“救火队长”

　　“这里是发达国家，却是发达国家的农村，很多方面还不如非洲。”这是华东一到达项目现场的第一印象。

　　中澳磁铁矿项目位于澳大利亚西北角，面积25平方公里。从飞机上看，一片平坦的黄褐色，树木稀少，路人难至。矿区距离珀斯最近的一个小镇Karratha有85公里，那里汽车旅馆一晚的租金，比悉尼市中心五星酒店的还贵。小镇存在的惟一意义，是为周边矿厂的工人们提供返回珀斯的飞机中转。

　　如果不是2008年初秋的一则爆炸性新闻，华东一也许今天还在他“最爱的”非洲做基建，中澳磁铁矿项目也还是由中信泰富雇用的一群职业经理人团队管理。

　　2008年10月，中信泰富宣布，因杠杆式外汇买卖合同而蒙受百亿元亏损。时任中信泰富董事长荣智健解释说，公司签订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是为了对冲澳矿项目的货币风险—“整个投资项目的资本开支，除目前的16亿澳元之外，在项目进行的25年期内，还将在全面营运的每年度投入至少10亿澳元，为了减低项目面对的货币风险，因此签订若干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不料，自2008年7月以来，澳元汇率波动加大，从7月中旬到8月短短一个月间，澳元出现持续贬值，对美元跌幅高达10.8%。

　　为止住中信泰富股价跌势，中信集团通过向中信泰富陆续注资约15亿美元(约116.25亿元)，在中信泰富持股比例由29.438%增至 57.558%。2009年4月，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常振明接替荣智健，担任中信泰富董事长。10月，中信建设副董事长华东一接替李松兴，担任中信泰富矿业的董事长，主抓磁铁矿项目。

　　1984年从四川成都地质学院物探系毕业后，华东一先在原地矿部做地震勘探研究，1987年到1996年期间，他获得中国地质大学应用地球物力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华东一在巴基斯坦打过水井，在菲律宾改造过菲日友好高速公路，2002年进入中信，负责过众多海外基建项目，包括在安哥拉总投资40亿美元的社会住房项目，总投资90亿美元的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项目，却独独与铁矿沾不上关系。

　　磨合之痛

　　华东一到来的时候，管理团队里除了CFO游长荣等人来自香港中信泰富，其他主要高管大多在澳洲当地聘用，而且大多为土生土长的澳洲人，CEO是在铁矿石、施工领域有着30年经验的本地人巴瑞•菲茨杰拉德(Barry Fitzgerald)。

　　此时，工期延迟和成本超支问题已浮出水面，投产日期从最初的2009年初推迟到2010年初，之后又推到2010年四季度。管理层汇报说，这是因为“审批程序”超过预期。延迟直接意味着更高的劳动力成本，因而开采成本要比此前的预算目标35亿美元增加3.5亿美元。

　　状况如此之紧张，华东一却发现，本土经理们照旧按点上下班、照旧休假、照旧寄望于年底奖金;有的现场工程师们混凝土打到一半，到了下班时间就走人，也不顾是否会造成脱壳;出了问题，相互推诿责任，击鼓传花，“找不到中资企业身上的那种归属感和忠诚感”。

　　2009年底，正值中国钢铁公司在澳洲掀起矿业收购热潮，澳洲民众对中国国企的警惕和反感情绪陡然增长。有一次，一位澳方员工随口说，反正这是中国政府的钱。华东一一下子急了：“中信泰富是香港上市公司，政府只是股东之一，还有其他投资者呢。我是代表投资者!”

　　要真正掌控项目进程，华东一不能手下无将。2009年底至2010年1月下旬，四位他在中信建设国华公司的老部下飞赴珀斯增援，其中包括35岁的EPC(设计、采购与施工部)总监李文标。这位江西籍清华大学毕业生，曾担任中国国家体育场项目经理部的副经理，是2007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得主。在中信建设内部，他以敢打硬仗、精打细算、事必躬亲而闻名。据北京青年报2008年的一则报道，在“鸟巢”钢结构三维难度计划屡屡卡壳的当口，他将六七十人关在一个屋子里，下令“没结果谁也别出去”，一定要解决问题。“鸟巢”建成后，李文标随华东一到阿尔及利亚建设东西高速公路。

　　李文标的副手、EPC副总监洪晨，江苏人，也曾在南非、委内瑞拉等国工作。营运总监刘树纯，身材魁梧、皮肤黝黑、下唇丰厚，之前曾分管中信建设国华公司委内瑞拉社会住房项目，据说去过70多个国家，内部绰号“无所不知的科学家”。

　　商务服务部总监徐飞，负责合同相关事宜，之前曾任中信国际合作公司伊朗项目部总指挥。

　　李文标给人印象最为深刻。他戴着无框眼镜，左腮一颗痣，脱不去的理科生气质。但一进入工作状态，他就显出急性子和超乎寻常的亢奋，似乎要用声音和肢体语言来排解他的焦虑。

　　在年底竣工前，70%的工作都在EPC这边，李文标感到很大的压力—一是初来乍到，不了解之前项目的运营和管理状况，人和责对不上;二是角色转换，以前他代表乙方总承包商，但现在代表甲方;三是语言，他自嘲说大学英语六级之后就没怎么用过英语。而现在，他的三星手机里每天要蹦出几十封甚至上百封英文电子邮件，他作为EPC总监，必须封封阅读。澳洲人不了解他之前的经历和成就，他只能拼命证明，弥补短板。就连读到一篇写着“Thanking You”的邮件，他也要反复咨询秘书，是否可以这样用。

　　“不要拘泥语法，如果澳洲本地人这样用，我们也要这样用。”李文标叮嘱他的秘书。

　　即使如此，很多事情还是让他“抓狂”—EPC部门开会，常常前两个小时都在讨论一些与工程本身无关的话题，譬如，如果挖矿遗留的大坑不填上，那么是否需要修建一个梯子，以免动物掉下去了爬不上来?如果在码头附近修建一座二孔桥，人员下桥操作，是否会影响海堤边泥蟹的生态空间?

　　李文标也在提醒自己，不要过于“事必躬亲”，要顾及本土管理层的情绪。中信泰富矿业公司事务高级顾问辛迪•布朗(Cindy Brown)私下介绍说，澳洲人其实更习惯扁平化管理，不习惯凡事向上汇报，“那说明你不信任我”。

　　李文标说，两国管理文化不同，肯定有个相互磨合、相互认同的过程。“有一点他们是看在眼里了，每天下班，十三层办公大楼走空了，就剩下我们几个中国人。”李文标说。

　　据说，华东一到澳洲两三个月后的一个傍晚，走出办公大楼，大声感慨珀斯的晚霞真美，引来澳洲同事善意的嘲笑—每天都有这样的晚霞，只是华东一以往收工太迟。

　　成本隐忧

　　澳大利亚人的环保理念让李文标和他的中国同事们深感佩服，但也为由此带来的成本攀升心忧不已。一座二孔桥，国内造价大约500万元人民币，但在澳大利亚，为保护生态全程采用钢管桩，最终造价5000多万澳元。成本差异不是几倍，而是几十倍。

　　成本是不少业内人士对于中澳磁铁矿项目最为担忧的风险。澳大利亚当地优质铁矿石资源主要在必和必拓和力拓手里，磁铁矿成本高，中国企业要出经济效益，只能上规模。

　　2006年8月，项目开工以来，几十亿美元投向选矿厂、球团厂、泥浆管线、港口设施、发电站、海水淡化厂等基建工程。李文标的秘书开玩笑说，“以前是建楼见楼，建路见路，很有成就感，这里上亿元砸下去，好像也没太大变化。”而且，这些基础设施是带不走的，25年采矿期结束后，这些设施都是无偿留给当地。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当初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干干脆脆地批准了这桩100%股权收购。因为成本太高，风险太大，本土企业不愿碰。

　　3月底，与中国企业交好颇有热情的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FMG，在接待中国媒体访问时也表示，公司所罗门赤铁矿项目的融资将通过借贷解决，不用寻求中国公司合资，因为“合资给外方的股份太多，不划算”。不过，FMG负责人又说，只有在磁铁矿项目上才会寻求中方股权合作。

　　由此可见，留给中国公司的铁矿石资源，即使拿到手，也不见得是幸事。潜在的危机总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节点出现。一旦全球铁矿石需求出现逆转，国际铁矿石价格暴跌，生产成本平均高于赤铁矿约40%的磁铁矿项目，将是第一批牺牲者。

　　中澳磁铁矿项目的生产成本究竟是多少?这是3月初在北京接受采访时，华东一惟一拒绝回答的问题。“这是最大的商业秘密。”他笑言，然后又解释说，成本1吨差1美元，一年就差上亿美元，这个数字不能轻易预测。

　　一个可资参考的数据是，澳洲白杨地磁铁矿项目(Beyondie Magnetite Project)在吸引投资时公开透露，当年产800万吨时，现金运营总成本可降到每吨35澳元到45澳元。这意味着，假设国际铁矿石价格跌回2004年之前的价格水平，或再度出现2008年底至2009年初的价格低潮，中澳铁矿石项目可能会无利可图甚至亏本。

　　人力难题

　　成本控制方面最让中方高管们头疼的还是人力，而这一点让人始料未及。由于缺乏劳动力，西澳矿工年薪普遍在十几万澳元，约为当地大学教授的收入水平，是澳大利亚人均收入的2倍。普通的挖掘机司机，年薪约可达16万澳元;在矿区打扫卫生的工人，年薪也有8万澳元。按不同工种，工人们有的三周休一周，有的两周休一周。休假期间若乘飞机返乡，矿主支付来回机票。而且，由于受中国需求拉动，西澳近来众多巨型能源项目上马，上演劳动力竞争大战，一些矿工没上岗多久，就以跳槽相威胁要求加薪。

　　中信泰富矿业和工程总承包商中冶之前曾一厢情愿地设想，从国内拉来一批精干的队伍，以大会战的气势迅速推进工程。结果，劳工签证严重受阻。中方企业和政府双双出面游说，才拿到几百个签证名额。但澳大利亚政府要求所有上岗工人必须通过全英文的资格认证，这难倒了几乎所有的待输出劳力。

　　“如果我们的中国工人雅思能考7分，那人家就直接出国读书做白领啦。”华东一无奈摇头。

　　现在不仅中方工人过不来，中信集团为“中国胃”的管理人员们找的厨师也无法获得签证。“先后找了三个厨师，签了三次，都不让过。”他们只得下班后聚在华东一租的别墅自己动手。

　　为了节省人力成本，项目现场用上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动力最强的磨机，世界最大的轮式装载机，以及世界最大的挖掘机—购价1900万美元，能一次挖掘1000吨。

　　华东一说，他之前在世界很多地方做项目，惟独在澳大利亚“感到我们使足了劲，却打在软棉花上”。在非洲，他们可以通过政府间的协调，争取到支持—因为都是大项目，有的是所在国家前所未有的大项目，所以在设备、材料、签证等方面，投资国政府同意突破现有政策框架，在海关、港口、银行、商检等方面也给予特殊政策。“但在澳洲，我们的要求没人听，或者礼貌地听了，实际运行中还是按部就班。”

　　中信泰富矿业眼下所遇到的问题，将是今后其他赴澳中国铁矿、钢铁企业会遇到的共通问题。“很多双眼睛正盯着我们，这几年不少中国钢厂来做收购，但真正投入实质性运作的惟有我们一家。他们都在静观其变，看我们项目会遇到什么问题，取得什么效益。”